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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品先院士：中国深海研究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
来源:科技导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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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秘书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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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 2020-11-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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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20来年的发展，中国的深海研究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：是靠各单位各自为政，甚至不惜恶性竞争去抢占阵地，还是在大好形势下相互协作、携手共进，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错位发展、各尽所长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海洋科学的命运。
汪品先，海洋地质学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现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。长期致力于中国深海科学的发展，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洋微体古生物与古海洋学。
探索深海要求协同作战
人类作为陆生动物，历来是在海洋外面开发海洋，从船上或者岸上谋取“渔盐之利，舟楫之便”。
近半个多世纪来，技术发展使人类可以进入深海，到了深海水底方才恍然大悟：原来大洋和大陆的地壳不同。
浅海陆架，其实就是被海水淹没的大陆；陆坡外面几千米的深海，那才是真的大洋，不但大洋地壳的成分与陆地不同，整个深海过程都超出了原先的想象。
50多年来，深海成了科学探索的热点和突破口。不过，深海研究全靠高新技术，只有发达国家才有条件开展；发展中国家虽也有海洋科学，但是局限于沿岸浅海。
于是，世界上海洋的研究程度出现了差别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北大西洋，成了深海研究最好的样板；而发展中国家岸外的深海，长期以来受到冷落。
1990年代以前的南海，就是这样。
南海的浅海陆架早已经开发利用，1950 年代渔民就发现了油苗，1970年代开始钻探石油，但都是在大陆架上。南海的深海探索1990 年代方才开始，至今只有20多年历史。
然而这20多年恰好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、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转折期，于是南海的深海研究蒸蒸日上，发出了新世纪举世瞩目的海上之光。
深海探索最重要的工具可以归结为深潜、深钻和深网：载人或者不载人的深潜器，在深海底里打钻的钻探船和联网的海底观测系统，合起来简称“三深”。
近20 年里，中国发展或者参与了三深技术，成功地应用于南海的探索：“蛟龙号”和“深海勇士号”深潜器投产使用，国际大洋钻探完成四个半南海航次，国家海底观测大科学工程开始建设，使得南海成为当今世界深海基础研究最活跃的边缘海。
当然，先进设备的应用需要针对先进的科学目标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“南海深部过程演变”重大研究计划，为时8年（2011—2018 年），依靠50多个基金重点项目和“三深”技术相结合，在海上组织了一个个有声有色的科学战役，取得了一次次的学术突破，使中国掌握了南海深海研究的科学主导权。
“南海深部”计划的实施，是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深海基础研究。不同单位、不同学科，围绕着同一个科学问题反复探讨、共同攻关。如果将计划成功的经验汇聚到一点，那就是4个字：“协同作战”。
自然科学范围极广，研究工作的形式也极其多样。如果说数论的推算或者大化石的剖析，要求研究者独坐寒窗作年复一年的潜心钻研，深海探索却永远离不开团队的合作。
没有科学与技术的结合，没有生产部门、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，没有原先不相干专业的相互渗透，“南海深部”计划不可能成功。这种全国一盘棋、针对共同目标的“科学战役”，非常值得提倡。
今天的中国，经历着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，其中深海研究尤其获得优先支持，但是我们的产出/投入比正在恶化。
世界上最“牛”的实验室其实并不富裕，新设备也不见得比我们多，而在我们的评价系统中，科研经费的高大本身就算是“业绩”，至于使用效率如何并不重要。
过分强调论文数量和期刊档次的评价系统，必然导致科研题目的琐碎化和科研力量的分散化，科学家各自为着下一篇论文的发表而操劳，而对论文究竟能回答什么问题并不关心。
这种趋向，对于深海研究来说是一种致命的病毒。
近10年来，新的海洋科研与教学单位纷纷涌现，其中既体现出地方政府海洋意识的加强，也反映了华夏文明从单纯的大陆性向海洋性的拓展。但是有的地方热情有余、耐心不足，过分急于求成。
学术单位的成长与企业不同，要求长期的学术磨合与学风建设，决不是高楼房、高工资、高头衔，就意味着学术上的高水平。
从国际经验看，中国海洋科技的发展必定会形成若干个研究中心，比较合理的办法是通过竞争自然形成，而不宜过于着急，向国内外宣布自称的垄断地位。
经过20来年的发展，中国的深海研究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：是靠各单位各自为政，甚至不惜恶性竞争去抢占阵地，还是在大好形势下相互协作、携手共进，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错位发展、各尽所长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海洋科学的命运。
深海探索比一般学科更加要求协同作战，正是从这种协作精神里，我们看到了中国海洋科学的光辉前景。
探索深海要求协同作战
人类作为陆生动物，历来是在海洋外面开发海洋，从船上或者岸上谋取“渔盐之利，舟楫之便”。
近半个多世纪来，技术发展使人类可以进入深海，到了深海水底方才恍然大悟：原来大洋和大陆的地壳不同。
浅海陆架，其实就是被海水淹没的大陆；陆坡外面几千米的深海，那才是真的大洋，不但大洋地壳的成分与陆地不同，整个深海过程都超出了原先的想象。
50多年来，深海成了科学探索的热点和突破口。不过，深海研究全靠高新技术，只有发达国家才有条件开展；发展中国家虽也有海洋科学，但是局限于沿岸浅海。
于是，世界上海洋的研究程度出现了差别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北大西洋，成了深海研究最好的样板；而发展中国家岸外的深海，长期以来受到冷落。
1990年代以前的南海，就是这样。
南海的浅海陆架早已经开发利用，1950 年代渔民就发现了油苗，1970年代开始钻探石油，但都是在大陆架上。南海的深海探索1990 年代方才开始，至今只有20多年历史。
然而这20多年恰好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、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转折期，于是南海的深海研究蒸蒸日上，发出了新世纪举世瞩目的海上之光。
深海探索最重要的工具可以归结为深潜、深钻和深网：载人或者不载人的深潜器，在深海底里打钻的钻探船和联网的海底观测系统，合起来简称“三深”。
近20 年里，中国发展或者参与了三深技术，成功地应用于南海的探索：“蛟龙号”和“深海勇士号”深潜器投产使用，国际大洋钻探完成四个半南海航次，国家海底观测大科学工程开始建设，使得南海成为当今世界深海基础研究最活跃的边缘海。
“南海深部”计划的实施，是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深海基础研究。不同单位、不同学科，围绕着同一个科学问题反复探讨、共同攻关。如果将计划成功的经验汇聚到一点，那就是4个字：“协同作战”。
自然科学范围极广，研究工作的形式也极其多样。如果说数论的推算或者大化石的剖析，要求研究者独坐寒窗作年复一年的潜心钻研，深海探索却永远离不开团队的合作。
没有科学与技术的结合，没有生产部门、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，没有原先不相干专业的相互渗透，“南海深部”计划不可能成功。这种全国一盘棋、针对共同目标的“科学战役”，非常值得提倡。
今天的中国，经历着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，其中深海研究尤其获得优先支持，但是我们的产出/投入比正在恶化。
世界上最“牛”的实验室其实并不富裕，新设备也不见得比我们多，而在我们的评价系统中，科研经费的高大本身就算是“业绩”，至于使用效率如何并不重要。
过分强调论文数量和期刊档次的评价系统，必然导致科研题目的琐碎化和科研力量的分散化，科学家各自为着下一篇论文的发表而操劳，而对论文究竟能回答什么问题并不关心。
这种趋向，对于深海研究来说是一种致命的病毒。
近10年来，新的海洋科研与教学单位纷纷涌现，其中既体现出地方政府海洋意识的加强，也反映了华夏文明从单纯的大陆性向海洋性的拓展。但是有的地方热情有余、耐心不足，过分急于求成。
学术单位的成长与企业不同，要求长期的学术磨合与学风建设，决不是高楼房、高工资、高头衔，就意味着学术上的高水平。
从国际经验看，中国海洋科技的发展必定会形成若干个研究中心，比较合理的办法是通过竞争自然形成，而不宜过于着急，向国内外宣布自称的垄断地位。
经过20来年的发展，中国的深海研究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：是靠各单位各自为政，甚至不惜恶性竞争去抢占阵地，还是在大好形势下相互协作、携手共进，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错位发展、各尽所长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海洋科学的命运。
深海探索比一般学科更加要求协同作战，正是从这种协作精神里，我们看到了中国海洋科学的光辉前景。